班顿浅水区富含附近水道沉积的沉积物，是螃蟹和其他海洋生物的理想育苗场和觅食地，包括以海草为食的神仙鱼儒艮。

在上海图书馆的文献保护修复部，每年有超十万叶古籍“重获新生”。补虫洞、衬纸、压平、订线……在古籍修复专家张品芳的带领下，这支团队用20多道纯手工的工序，不断赋予古籍全新的生命力。

上海被年轻人戏称为“魔都”，这是一座他们又爱又恨的城市，爱它的机会众多，能给人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空间；又恨它的高不可攀，让人很难在此定居下来。

如今的上海便是以其这种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无数年轻人心驰神往。但大家可能并不知道，上海这个名字最早不过是吴淞江南岸的一条小河。

宋朝年间，朝廷为了提高吴淞江的泄洪能力，便在吴淞江边每隔五里挖一条小河。

如今的上海市虹口区海门路附近，当初就挖了两条小河，南北两岸分别称作“上海浦”和“下海浦”，在吴方言地区，“浦”的意思便是小河，如今上海市的命名便是起源于这个“上海浦”。

后来，“下海浦”变得淤塞，逐渐便被废弃填平，于是就成了如今的海门路。

现在只留下一座“下海庙”，记录着这儿曾经的繁华。虽然有这么一座小庙提醒着大家“下海浦”的存在，但很多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。

因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享誉海内外的李政道，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

他在1974年回国访问之时，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。当毛主席得知他是上海人时，便问了他这么一句：“你是上海人，那有上海，有没有下海呢？”

并没有听说过下海的李政道，被毛主席这个问题问了个一头雾水。后来一番探讨之后，他才明白毛主席对他提出这个问题，并非是要和他探讨上海的地理知识，而是以此引出有关“对称”的哲学问题。

对称为什么是重要的？

对我们普通人而言，说起对称能想到的大概就是一片树叶，两朵小花，一个足球或者是一幅具有对称特征的绘画作品等，这些物品都是一些静态的东西。

在与李政道交谈之前，毛主席对于对称的理解，也停留在静态的概念上。

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，对于人类历史和发展有着足够深的认识和了解后，毛主席坚信人类社会始终是在变化中进化的，在整个进化过程中都是要受到“动力学”的影响。

这个想法使他认为，这一道理既然在人类社会中成立，那么在自然界中也是可以成立的。因此他完全不能理解，为何在物理学界，对称被捧到了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。

于是，当他得知对“对称”十分有研究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回国后，特地打电话邀请他前来探讨这一问题。

于是，便有了本文一开始，毛主席对李政道的“是否有下海”这一问。物理学家都是善于用现象而非理论来为大众解惑的，因此当李政道明白毛主席的疑问后，并没有立即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给他演示了一个小实验。

当时李政道与毛主席交谈时，分别坐在一个小桌子的两边，桌上还放着毛主席平时办公用的铅笔和本子。当时房间里并没有别人，李政道便拿起一支铅笔放在了本子上，然后把本子一会儿朝毛主席倾斜一会儿又朝着自己倾斜。

这样，这支铅笔便在他和毛主席之间来回滚动，让铅笔在本子上滚动一会儿之后，李政道才对毛主席解释他做这个小实验的意义：这个铅笔在本子上滚动的这一过程，无时无刻不是出于运动状态，而这个运动过程也是对称的。

然后他接着向毛主席解释道：“就对称这个概念而言，它比我们普通人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要宽泛得多，并不是仅仅局限于静止状态才有对称，运动状态下也是有对称的。”

看完李政道的演示，再听完他的解说后，毛主席表示十分赞赏对他，基于对“对称”这个问题的讨论，两人又探讨了一些更加深刻的哲学问题。

这个故事足以说明，在一些专业性较高的问题上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有着普通人的困惑。

而李政道作为享誉中外的科学家，面对普通人的小疑问，依然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方法能够帮大众解惑。

既有天赋又愿意努力 李政道被选中赴美留学

李政道自小便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数理方面的天赋，但再好的千里马也需要伯乐来识别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束星北便是李政道这匹千里马的伯乐。

他在1972年回国之时，特地致信给束星北，称自己日后所有成就，归源全都是受束星北之益。

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，李政道被迫中断了他的学业，后来辗转来到了西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去读书。

初入浙大之时，他选择的专业是电机系，当他在浙大就读期间，束星北发现了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天才能力，因此建议他改读物理系。

李政道进入浙大读书时已是1943年，全校师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，为民族教育事业艰苦拼搏。然而李政道在此只读了一年书，日军就攻入了贵州省境内，原本的大后方转眼变成了抗战前线，浙大不得不继续内迁。

与此同时，经过一年的学习，李政道在物理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，而这个成绩引起了他的一个亲戚梁大鹏的注意。

梁大鹏与北京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吴大猷曾有交情，因此替李政道写了一封推荐信，让他前往西南联大去找吴大猷。李政道来到西南联大之时正值学期中，按学校惯例必须通过考试方能入学。

但是，哪个老师会不喜欢聪明上进的年轻人呢？

因此吴大猷特地与学校的一些主事教授商议后，决定让李政道先在西南联大的二年级旁听一年，成绩合格后再让他正式转学。

西南联大是抗战爆发后，先后西迁到云南的北大、清华等国内著名高校联合组建的，这儿在战争期间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保留了一份净土，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。李政道就是在这里，学到了更多的物理学知识，进一步培养了对物理学的兴趣。

他为了学习更多的物理学知识，一有时间就到吴大猷先生家里去，把能借到的书都看了个遍。

当时李政道虽然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，但是很多三年级、四年级的知识他都能听懂。只要是参加考试，无论是多难的题就没有他不会的，因此吴大猷十分喜欢他。

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，蒋介石认识到了原子弹的重要性，对军政部提出要求，让他们着手来研究原子弹。于是，军政部负责人找到了吴大猷和其他两位教授，和他们一同商谈造原子弹的计划。

经过一番商谈后，他们一致认为应该选一批优秀的青年学子外出学习，吴大猷就负责挑选物理学方面的青年人才。当时在吴大猷心里，西南联大里所有的助教和研究生中，无论是天赋还是勤奋，没人能够比得上李政道，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政道。

当时杨振宁早已考取了清华的留美两年多，吴大猷特地致信给杨振宁要他多照顾照顾李政道这位小学弟。于是这两位未来闻名世界的华人科学家便有了交集。

“宇称不守恒定律”的提出使两人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

李政道一行人来到美国后，了解到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技术，他们这个考察小组便就地解散了。但他们同时收到了国内的指示，相关经费可以用于他们在当地深造。

由于杨振宁当时已经在芝加哥大学当上了助教，李政道便前往芝加哥大学去学习理论物理，这两个同在异乡的中国人便开始了交往。

自德国数学家埃米·诺特在1916年提出诺特定理以来，“对称”这一概念便在物理学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。1926年宇称守恒定律的提出，对称与守恒的定律便被推广到了微观世界，并在强力、电磁力和万有引力中相继得到了证实。

因此，虽然θ与τ粒子在实验中会出现矛盾的现象，却丝毫不影响宇称守恒定律在物理学界中的地位。

直到1956年，中国人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质疑》，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

两人大胆地质疑了宇称守恒定律，并由他们的师姐吴健雄先生做实验，用钴60验证了宇称守恒定律并不普遍适用。宇称不守恒定律的提出，使得两人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，他们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。

李政道在授奖仪式致答谢词时，先用中文开头，后再用英文致辞。在致辞快结束时，李政道引用了中国传统古典文学《西游记》中的一个故事，来说明科学探索之路是无穷无尽的。

孙悟空一个跟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，却依然翻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。李政道用这个故事来说明，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，我们即便如孙悟空一样神通广大，能一下子就翻到佛祖手指的底部，却依然离绝对真理还差的很远很远。

正是有着这样的信念，李政道才能够在宇称守恒定律统治物理学界多年之后，勇敢地提出质疑，并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的宇称不守恒理论。

李政道和杨振宁由合作走向决裂

两人虽然在1956年共同提出了“宇称不守恒定律”，并因此荣获了第二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但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，并不总是亲密无间的。

李政道在与杨振宁合作发表《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》之前，两人已经合作发表过多篇论文。早在他们合作发表《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》时，就因为署名问题闹过不愉快。

这个论文一共有两篇，第一篇发表之时，原本要按照国际惯例的姓名首字母排序来确定作者署名的先后顺序，这样李政道的名字就会排在杨振宁之前。

可是杨振宁却找到李政道，提出自己比他年长几岁，希望作者署名的时候能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。虽然李政道不愿意接受这个提议，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，这也埋下了两人关系破裂的伏笔。

这个论文第二篇发表之时，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照国际惯例来署名，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。从此之后，两人虽然同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，但李政道决定再也不和杨振宁合作。

后来李政道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，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，并在29岁那年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。

他和杨振宁的再次合作始于一次讨论，当时李政道看了杨振宁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，他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持怀疑态度。因此当杨振宁来哥伦比亚大学看他之时，他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杨振宁，两人就此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讨论，并形成了一致的观点，又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论文。

此后两人又恢复了合作，因此当李政道有了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时，第一时间告诉了杨振宁，两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，最后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想法，由李政道执笔将这个论文写了出来。

这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篇论文，署名时也是李政道在前杨振宁在后。

1957年，当两人得知诺贝尔物理学奖时，在为前往瑞典领奖做准备时，都是按照李先杨后的顺序来准备的。

可是到了斯德摩尔之后，杨振宁却找到李政道，又以自己年长几岁为由，要求在李政道前面出场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夫人杜致礼要走在前面由国王作陪，杨振宁紧随其后由皇后作陪，李政道和夫人跟在他们后面出场。

听到杨振宁这个提议后，李政道不愿意答应他。杜致礼便去找了李政道的夫人秦惠箬，对她讲明了自己夫妻双方的要求。

这时秦惠箬劝了劝自己的丈夫李政道，为了大局着想，两个中国人在国外闹意见实在是不好看，会被外国人笑话的。因此李政道便同意了杨振宁的提议，但两人关于获奖理论谁贡献大谁贡献小的分歧，却并未因此消失，反而愈加严重。

后来，两人的分歧不仅仅在于署名的先后顺序，更是对于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性想法各执一词，从此两人走向了决裂。虽然获奖后两人先后都加入了美国国籍，但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华人科学家，两人的决裂对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

李政道曾公开发表言论称，两人的决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悲剧，但这又是事业，无法避免。

心系祖国的科学家李政道

获得诺贝尔奖不久之后，李政道于1962年便加入了美国国籍。很多人坚持“科学没有国界，但是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”这一论断，因此十分批判李政道加入美国国籍的行为。

他曾表示过加入美国国籍是为了工作需要，作为科学家而言，没有什么比进行科学研究更让他感兴趣的事了。虽然加入了美国国籍，他依然时刻关心着自己的祖国。

众所周知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代的中国，国内十年浩劫人人自危，国际上与苏联这位老大哥的关系逐渐恶化，与美国之间依然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。在这种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形势下，李政道虽然虽然时刻思念着祖国，却没有机会回国来看一看这片阔别已久的故土。

直到1972年，尼克松的访华之旅开启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，李政道于同一年回国访问，还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。周总理接见李政道时，向他介绍了中国当时人才与学术断层的现状，希望李政道能为祖国介绍一些外国教授来华指点一二。

自1972年李政道与夫人开始回国访问开始，除了给周总理推荐国内外的科学人才，他还提出了要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并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等一系列建议，最终都得到了国家的采纳。

1980年，李政道在美国的几十所高校招收中国的研究生，为祖国培养了无数的青年物理学家。

1998年，他更是拿出自己的毕生积蓄，以他和已故夫人的名义设立了“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”，资助国内的大学生从事科研辅助事业，这个基金帮助了无数的年轻学子走上了科研之路。

李政道及其夫人为中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，但由于他们没有选择放弃美国国籍回归中国，因此受到了不少的非议。

反观他的合作者杨振宁先生，晚年选择放弃美国国籍回到了祖国，却因为娶了翁帆这样年轻的妻子也饱受非议。

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个人选择，肯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不会因为大众的指责而改变自己的立场。

李政道就是这样一个低调但坚持自己立场的人，他虽然没有改换国籍回到祖国，但就他对国内的科技和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而言，又有谁可以说他没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呢？

参考资料：

【2】（美）李政道著 朱允伦 柳怀祖编对称与不对称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0.5

【3】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的不了情 新华网 2008.10.09

【4】李政道 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 搜狐文化 2007.10.08青岛股票配资平台